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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简介：
然而，我虽生在长安，家世优越，却并非就此顺利长大。
在我出生的第三年，唐隆元年的秋天，父亲带着我和母亲离开长安，去了远在江南东道的越州归隐。我至今不知道归隐的缘故，只道自那时起，我的脖子上就佩戴了一枚玉羊吊坠。
这吊坠并非父母所赐，而是父亲的一个朋友相赠。父亲没有提过那人的名字，但他总是告诉我要好好珍存，行走坐卧皆不可离身。我无不遵从，也无意多问，只想着那赠玉之人定然是父亲十分要好的朋友。
在隐居江南的日子里，我们一家人就住在越州郊外的一间草舍。虽然简陋，却是处于一片灵山秀水之间，夏有凉风冬无严寒，惬意而悠然。
自第二年起，父亲便开始教我读书认字，但他并非将我困在诗书堆里，而是寄情于自然，带着我一边游乐一边传授。我学得很快，记性也很好，但也正因如此，倒渐渐养成了率性洒脱，活泼爽朗的性情，至七八岁上，竟越发不拘，收也收不住了。
父亲原本还要教我他最擅长的琵琶，可见我毫无定性，也只得摇摇头。至于我母亲，她虽温柔慈爱，却也不会一味宠溺于我。她常常帮着父亲督促我读书，也将自己精通的三国语言悉心教授，不过我兴趣有限，终究只学会了一门日本语。于此类学业之事，我真的未能继承到他们的一半。
但是，我这个人就是这样，用父亲的话说：离了正经课业，简直比那林间的猴儿还要欢脱百倍，活像个野小子。
我敢下水，敢爬高，敢摆弄父亲的弓箭，甚至六岁时就能独自骑马，好像没有我不敢做的事情。我还爱吃东西，食量很大。每日的主餐不算，光果脯小食就能从睁眼吃到睡觉。我一度觉得，自己生来就是吃喝玩乐的。
带着这样“吃喝玩乐”的理想，我无忧无虑地过到了第七年。可就是从这一年起，命运似乎开始妒忌我了，它用一场天灾让我拥有的一切幸福欢乐荡然不存。
这年春末，临近草舍的河流上游有一个数百人的村落突发瘟疫，凶猛的疫情很快随流水蔓延到草舍附近。等到越州官吏闻讯前来救援时，村里的人口已死去了大半，而体质文弱的母亲亦不幸染病。
父亲将我隔离在草舍之外，自己则日夜不离地照料母亲，可天不容情，母亲一病不起，父亲也随即染疾下世。他们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就是，“快走远些，千万别过来”。
我就这样做梦似的一夕之间，骤失双亲。那天是开元五年的四月初八，父亲刚过而立，母亲未满四七。面对父母冰凉的尸身，我不知道怎么伤心，因为在我前十年的生涯里根本不存在“伤心”二字。
而后，在善心村民的帮助下，我为父母办妥了后事。我在草舍南面的山坡上造了坟茔，将他们合葬。便在下葬后的第二天，我所有的情绪才终于爆发，我跪在他们的墓前哭得站也站不起来，直至呕血昏厥。这是我平生首次体会到什么是伤心，也因此瞬间长大了许多。
一月之后，疫情消除，我也渐渐恢复了精神。我深深记得父亲那句不是遗言的遗言，所以决定为他们好好活着。经过一番思考，我决定回长安寻亲。
父族中虽早无亲人，外祖也在几年前过世，但我记得母亲曾说过自己的娘家在大业坊，她还有一个异母庶弟名叫郑镒，便就是我的舅父了。
主意打定，远行却不是那么简单的。因是前往京都长安，路途遥远，关卡甚多，未免被当做逃奴或是浮浪人，我先去越州官衙办了公验过所。过所到手之后，我留下一匹马，将家中其余值钱之物全部变卖，凑了几百钱川资便上路了。
因是毫无经验，这一路不知走错了多少次，待我历尽艰辛终于抵达长安之时，已是开元六年的春天了。那几百钱的川费早已花完，连马都卖了，衣衫褴褛，徒步而行，我落魄得连乞丐都不如。
然虽则如此，我也是很高兴的，因为我很快就找到了舅父郑镒。他是一个仪容俊秀，二十出头的年轻人，我一见甚觉面目可亲。
可这般兴奋之情并未持续多久，我就被这位面目可亲的舅父赶出了府门。他不肯认我，也听不进任何解释，还说我的公验过所是伪造的，而我虽然气愤，倒也确实没有更多的证明。
唯一的希望破灭了，我开始在长安城漂泊。我找回过升平坊的旧家门，但那里早已是别人的家宅，于是辗转多日之后，我在东市的云来酒肆寻到了一份粗使的活计，聊以为生。
从那时起，我改扮了男装，涂改了过所上的姓名男女，自称越人赵逸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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